支架集采后，价格跳水，似乎为遏制支架不恰当使用、过度使用或个别滥用带来了“机遇”。我在去年年末集采结果尚未落地时，就写了《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堤内损失堤外补，政策尚未到位，对策已经出台》的文章。逃避集采的对策如下：

　　一、不在集采范围的药物球囊的使用大幅增加。

　　二、打着“精准放支架”的幌子，增加支架植入前的评估检查，如血管内超声、FFR等检查，费用都以万计，需患者自付。

　　三、打着“创新”的旗号，大规模推3万元的生物可降解支架。这个费用也需患者自掏腰包。因为众多患者担心支架是金属异物，长期留在血管中会出现问题，生物可降解支架的概念，从它出现起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兴趣与关注。但研发至今，并未看到令人信服的研究证据，生物可降解支架在安全性与有效性，尤其是改善预后方面并无明显优势。如果认真评估，集采后大幅降价的药物洗脱支架显然是利国利民的选择。

　　以上对策，最受伤的还是广大患者，不但要自付更高费用，而且要接受更多无必要的评估检查。

　　集采使支架大幅降价之所以不能动摇过度医疗、过度支架，是因为它不可能从体制上铲除医疗逐利的祸根。如果医院运营发展的机制模式不变，考核科室与医生的评估系统和多做多得的奖金激励政策不变，怎么也没用。

　　生物可降解支架在我国这么快兴起，可以预测会快速淘汰集采后的药物洗脱支架。其根源一是医疗逐利的必然，二是资本的推动，快速淘汰安全有效的适宜技术。支架是资本获得最大利润的高质耗材，因而资本的介入与干预也是最强劲的。

　　医改的根本是改价值观，从根本上改变公立医院的运营发展机制、评估体系与激励机制。凡是医改成功的经验，都是预防、康复做得好的医院。

　　作者简介：胡大一，博士生导师，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，中国控烟协会会长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，著名心血管病专家